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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信全体公众股东:打开天窗说亮话!
       发布时期 2013-6-6        文章录入  金太阳   阅读次数   7087

誓用生命践行投资民众从温饱走向小康的中国梦!
——致湘潭金太阳(中苑房地产)股份公司全体社会公众股东的公开信
董事长 王湘
(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
 
    现在,公司已经进入全面依法终结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旷日持久的“维权战争”的倒计时。艰难的关键在于涉及湖南一桩“老虎”案。20年来,一个欲壑难填的特权家庭,利用职权合谋掠夺上万平民家庭用血汗钱投资形成的数亿企业财富,完成非法的原始资本积累,并导致伟人故里更大范围的人民群众及其家庭财产性收入,被全部违法侵权的“庞氏骗局”。
    根据一些民众的要求或更复杂的原因,我就涉及我个人和大时代公司的来历、金太阳公司未来愿景等情况,公开、坦诚与大家沟通、透实底。我非常理解,老百姓被“庞氏骗局”坑苦了,坑怕了,信息透明更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携手并肩,为实现公平正义和家庭梦、人民梦、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下海前:实现了倡导经济政策重大调整的“宏观梦”
 
    我的人生起跑线与同时代的人差不多,经历下乡知识青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硕士,湖南大学兼职研究员,专攻经济结构、金融创新,并涉足民商法学。不靠“拼爹”和任何背景,从省直企业最低层岗位干到省行业协会秘书长,并于80年代末选调到湖南省政府,先后在财贸办、经贸委、金融办等部门工作。同时,成为湖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金融结构调整的积极研究、倡导者;也曾是多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成员、一些重要产业与投融资政策的主要执笔者。
    我在省政府工作的那么些年,个人奋斗的最大“宏观梦”,就是发誓一定要倡导和实现湖南走工业化道路,带动农村人口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的重大调整。
    改革开放后,随着省委领导的更替,湖南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在探索中提法不断变化,但思维上都没有脱离传统农业和地区间发展重点。机会首先出现在1996年7月,我在经贸委研究室岗位上,为省委常委、副省长周伯华起草在省委中心学习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稿,对我省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方针政策调整,首次系统进行全面阐述。之后,相继起草和制定了湖南工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一次产业政策的专门研究会上,省机械厅、电子厅的领导与我紧紧握手,对将机械、电子工业取代冶金、有色工业排上湖南工业优先发展的首位,十分感激。17年过去了,湖南以“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南车集团”“山河智能”等为代表的重型机械装备工业快速发展,使湖南工业化进程大为提速,电子产业产值也愈千亿,带动GDP跃入“万亿”省份的行列,并使湖南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实践证明,当年对支柱产业政策的重大调整是正确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湖南实际情况。(省委常委、副省长周伯华:《我省走向2010年的工业化战略问题》1996年7月;省经贸委:《湖南工业发展战略》1996年9月;省经贸委:《择优扶持,集中突破,大力振兴我省支柱产业》1997年11月)
    但是,在湖南这样一个农业大省,争议也颇大,甚至有某权威部门在《湖南日报》整版刊登文章,对湖南工业化问题提出比较保守的不同意见。直到2001年7月,我担任资本营运研究中心主任,将《湖南经济金融化进程及其国际比较的研究报告》通过《经济与金融内参(湘政简准字[2001]第68号)》上报省委、省政府领导。明确提出:“我省将有可能在2015—2020年期间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转向新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以上,进入经济较发达省份的行列。”《报告》中的“两个基本判断”和一系列政策建议,引起毕业于哈军工、担任过江西省经委党组书记、省长张云川等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久省委常委会进行专题研究;省委“731”会议也延期至9月底召开,专门研究工业化问题;11月,省八次党代会上,率先于全国将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为走工业化道路(即“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第二年又增加“信息化”)。2年后,中央召开的“十六大”,明确了2020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提法和方针。
    我在协调财税金融工作等岗位上,曾经按照几届省政府领导的批示甚至直接“点将”,牵头调查处理一些关乎全局的重大经济、金融突发事件或问题,大都成为中央或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政策,同时也进一步锻炼和培养出自己对大局性、战略性事件的分析、判断、处理能力。
    例如,用时代变革的思路定调和处理农村“办金融”风险问题。90年代,在“中央一号文件”倡导下,我国农村逐渐形成以农村合作基金会、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和供销社扩股增资部为代表的社会办金融“热”,也成为全国农村体制改革进程中一个具有争议的难题。1997年8月,根据杨正午省长的批示,由我牵头组成财贸办、人民银行、农村办、民政厅、供销社联合调查组,赴桃江县进行深入调查。我从调查中深切感到,“农村乱办金融的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各级党政部门的肯定、倡导和支持,使农村办金融由局部行为转变为有领导、有组织的全局性行动”。如何定性十分关键。我在人民银行招待所里思考多天,最终下决心冒着个人政治风险,提出了********份结论性报告:“从总体上看,农村合作基金会、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和供销社扩股增资开办以来,对活跃地方经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在其发展的初期表现得较为明显。但是,社会办金融进入盲目扩张、快速膨胀阶段以后,性质变异,行为扭曲,秩序混乱,在给县域经济带来一些好处的同时,也孕育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超出了积极作用”。并建议:农村“两会一部”全省已上规模,不能简单“关门清算”,农村与金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即尽可能将这些机构先并入农村信用社,再逐步以中央再贷款、财政资金消化。从此开始,国务院委托央行牵头迅速对农村乱办金融进行清理整顿,用央行再贷款、部分财政资金,及时化解了遍布全国的农村金融风险。(省财贸办、农办、人民银行、民政厅、供销社赴桃江县调查组:《关于桃江县社会办金融情况的调查报告》1997年8月)
    又如,从战略高度建设性解决粮棉流通体制改革问题。1997年11月,根据杨正午省长对新华社《内参》的批示,由我牵头组成财贸办、粮食局、农发行、财政厅、供销社等部门联合调查组,到澧县进行实地调查,迅速处理好澧县粮棉大丰收出现的新问题。我更深层次地思考,我国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滞后,“地方财政的负担越背越重,粮棉流通环节问题成堆,对国家安全和宏观调控潜伏着不可低估的风险。”“我省粮棉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在当前粮棉市场供大于求的大环境下,是实行调整与改革而且风险最小的好时机。应当抓住机遇,从战略上研究制定我省调整与改革措施,并加快付诸实施,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从长期看,我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应是:逐步建立市场定价为主的粮食价格机制和多元化的流通体制,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不断完善粮食的保护价格制度,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由多级调控、两线运行向一级调控、一线运行过渡。”特别具有贡献意义的是,对当时很吃紧的省级财政来说,每年仅为收购粮食省级财政要贴上10亿元。因此,我建议省政府“在今年调整定购任务的基础上,逐步减少定购数量,‘九五’期间,将全省的粮食定购数量由66.2亿斤逐年调低到33.1亿斤,把一部分专储粮转向从市场收购;条件成熟的时候,全部取消定购任务,政府只管专储粮,除征收公粮外,专储粮全部从市场上收购。”省长在采纳我的建议基础上,更具魄力地将当年全省粮食定购数量立即砍掉一半。这个报告上报到国务院,成为国家调整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依据。(省政府调查组:《应从战略上研究我省的粮棉问题:澧县粮棉收购工作的调查报告》1997年11月)
    再如,成功解决衡阳市6家城市信用社发展与风险的难题。9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城市信用社规模空前,风险不小,央行积极探索让符合条件的同城信用社,由地方政府控股组建城市合作银行。2000年初,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决定对存款规模达22亿的衡阳市6家城市信用社“破产清算”,给省、市政府及地方财政带来无法解决的巨大压力。9月,央行戴相龙行长来湖南召开现场办公会议,指示武汉分行对衡阳市城市信用社的资产损失及经营亏损情况再次进行专项调查,拿出最后处置意见。省政府领导指定由我代表省政府参加。经过20多天的现场调查,在省、市政府和人民银行联合召开的专题风险处置决策会上,人行武汉分行的调查意见仍是“破产清算”,依据是6家城市信用社“高息揽存、贷款投向房地产、经营亏损严重”。相关领导的目光转向我,充满期待和信任。我以同样的调查数据和情况,作出“问题虽多,更有利于组建城市商业银行”的不同分析和三条意见。我边汇报领导们边点头。我话音刚落,领导们立即拍板“组建衡阳市城市商业银行”。成功解决了全国最大的一个城市金融机构风险难题。之后,我进一步创新性提出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应当走“银行家银行”道路的政策建议。(省财贸办:《关于衡阳市城市信用社资产损失及经营亏损情况的调查报告》2000年9月;资本营运研究中心:《银行家银行:区域性中小银行创新的途径/关于以“一点一线”经济带为依托整合我省地方中小银行的政策建议》2002年5月)
    更重要的是,积极倡导和推动了全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早在1998年,我开始对全省地方金融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向省政府提出加快地方金融机构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包括在之后的机构改革中由财贸办财金处为主成立地方金融办。由于1999年省级机构改革时决定撤销体改委,便将体改委人员全部吸纳地方金融办,并提格为正厅级议事协调机构。2001年初,在金融办竞争上岗中反而宣布自己带头“下海分流”的我,却被群众高票选举担任资本营运研究中心主任。上任后,我决心志在促进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双高度化”的进程中,推进中国证券市场改革与发展的两件大事:一是以湖南证券交易中心“壳资源”为基础,开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大范围聚集和配置经济资源;二是推动重组全省36家历史遗留的定向募集公司社会股权资源,支持主导产业、优势企业、重点项目加快上市的步伐。这36家经省政府于90年代初批准成立而没有上市的股份公司,涉及62万老百姓的16亿元血汗钱。2001年8月,我在考察以深圳为龙头的珠江流域、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和天津为龙头的淮河流域资本市场中,提出“补好资本市场基础课,建立全国统一、开放、规范、高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深、沪、津等地区的产权市场产生很大影响,使原来由部门分割的国有产权、科技产权市场,整合为“联合交易所”。
    2001年7月,我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负责筹备“创业板”的黄铁军副总经理达成共识,由我将湖南证券交易中心重组和创新为********家市场化运作、实行“做市商”制度的“三板市场”或场外证券报价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派工作组进行辅导,条件成熟时与深圳证交所、创业板对接。此举得到省政府领导的积极支持。我在参与起草2001年政府工作报告期间,向张云川省长递交了《补好资本市场基础课,推动我省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汇报信,张云川省长阅信后,根据其担任长沙市委书记期间大刀阔斧推进城市建设和国企改革的体会,亲手将“积极运用资本运营和产权市场,通过规范出让一批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国有公用事业的产权,兑现资本进行再投入。”添写进《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将资本市场交易资源扩大到更宽的领域。周时昌副省长亦批示:“我赞成。”并同意我与公务员序列脱钩,以市场化方式重组证券交易中心。
    由于证券交易中心涉及的一些腐败黑幕,张云川省长又调国务院工作,我对证券交易中心的重组,受到省金融办原主任谢光球因妒而阻、因阻而腐,滥用权力打击报复的体制机制障碍,争议的焦点,是将证券交易中心办成完全市场化的“新三板”和新型投资集团,还是使其成为个别领导干部权力寻租的工具。
    2005年初,我仅以20余万元的价格贱卖省政府大院的私房作为注册资本,“下海”深圳与投融资届朋友注册成立深圳市大时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到微观领域实践宏观政策构想”,着手推动盘活湖南36家定向募集公司存量股权资源的第二件大事。因此,2007年4月起,我对金太阳公司购并重组、以及去年底开始启动吸收合并湘潭其它10余家非上市公众公司前期工作,就是遵循这样的政策构想切入和推进的,并不是偶然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下海后的2007年7月,省纪委对省金融办原主任谢光球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不久即移交司法机关。中国“新三板”也于今年一月挂牌成立,创新亮点就是实行市场化和“做市商”制度。至于证券交易中心,近年终于走上了“联合交易所”道路。
    (省财贸办:《关于加快我省地方性金融机构建设的调查与构想》1998年5月;资本营运研究中心:《关于深、沪产权市场的考察报告》2001年8月;省金融办:《关于组建湖南产权交易所的报告》2001年9月;张云川省长:《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12月;资本营运研究中心等:《关于加快证券交易中心资产重组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咨询报告》2002年8月;瞭望东方周刊:《湖南证券交易中心“黑洞”调查》2004年4月20日)
 
    下海后:誓以生命践行投资民众全面小康的“微观梦”
 
    我的“宏观梦”“微观梦”,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紧密相连,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我之所以选择到深圳特区创立大时代公司,就是为了充分利用特区的发展环境、市场机制、人才、资金、管理等诸多优势,在微观领域实现我的宏观政策构想。
    2007年初,我延缓H省的生物工程项目回到湖南,在国资委的直接协调和支持下,通过合法程序由大时代公司受让韶峰水泥集团持有的300万金太阳公司第一大定向募集法人股,开始对金太阳公司七千民众利益的维护、重组与发展,让用自己血汗钱奠定中国资本市场基础的老百姓“真正的赢一回”,实现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存量上市”的创先范例。也使破产国企这笔对外投资10多年无法收回的权益,在高风险状态下兑现保值,并增值一倍。此举也得到广大社会公众股东的积极支持,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从这一刻起,我的热血与生命也就彻底交给了能够让更多老百姓得到公平正义、加快从温饱走向小康的奋斗目标。所以,我从来都是将自己定位于为金太阳公司七千老百姓打工的“公仆”,对董事会、并通过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与下海前“公务员就是人民公仆”的观念一脉相承。上述《研究报告》,也是我下海实现“微观梦”的奋斗纲领。
    平心而论,如果我哪怕有些许贪腐之心,利用协调财税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早已成为令人不齿的腐败分子,岂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凡是找过我办事的厅局、企业都可以见证,一些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在我这里毫无踪影。哪怕给企业颁发产权证这样的大事,我都凭清产核资办印章“立等可取”,绝不“吃、拿、卡、要”。记得有一个工业厅局就我“策略地”协调解决了该行业银行贷款问题,用红头文件报省政府领导为我发奖金,被我拒绝。
    下海后,在解决大时代公司发展资金的问题上,我走的是一条以“德”融资的市场化道路。现在与我投资合作的其他大时代公司股东们,都是多年商海奋斗的成功人士,都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大时代公司从注册资本到对外投资,资金来源都出自股东们的家庭储蓄,是来源合法的“真金白银”,从来不玩“空手套白狼”。总体上,大时代公司通过不断向股东借款或扩股增资,对外投资不缺资金,至今也没有一分钱外债。由于金太阳公司遭遇的渎职事件,也给大时代公司股东们连续“垫付性”增资,带来了体制性高风险。当年大时代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万,实际上光是维护金太阳公司民众利益这一块,投资额已650万(计划800万,以维权胜利后审计报告为准)。估计不足的是,金太阳公司维权已有7年,大时代公司不断支撑金太阳公司的追加垫资,每一个股东都必须按照股东持股比例承担增资责任。其他股东财力雄厚,困难的只是我个人。为此,我通过第二次卖掉按揭房、亲朋好友借款等办法筹资,没有拖大时代公司不断支撑太阳公司维权借款计划的后腿。“不孝”的是,我也挤干了80岁高龄老父母的离退休生活储蓄。
    为了实现我的“微观梦”,大时代公司更是先后放弃或延缓了H省、A省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2个“龙头”高科技公司的收购、控股和上市,以及湖南一个高起点、独创性旅游设施项目的投资开发。如H省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该项生物工程“亚洲最大研发生产基地”、“军需食品装备科研中试基地”、“博士后产业化基地”,以及“绿色科技工业园”160亩土地(仅土地价格就上涨了10倍)。我个人也婉拒了某上市公司高薪、期权为条件的CEO职位。金太阳公司艰难改组、维权的7年里,如果是为了我个人和大时代公司的“小团体”利益,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资产规模早已越过3亿,五年内向10亿以上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目标迈进。
    即便是2011年6月,湘潭市金融办以“利益补偿”为条件的贿买方式,试图让我及其大时代公司退出金太阳公司维权的压力下,“微观梦”是我个人的,其他投资合作股东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程序全身而退,规避投资风险,转向控股亟需补充资金的其它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大时代公司“小团体”利益最大化。同时,大时代公司也可以持有的债权依法对金太阳公司提起“破产重整”,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然而,令我至今感动的是,这些投资合作股东们,为了金太阳公司七千老百姓的公平正义,他们最终选择了宁可自己的家庭储蓄投资“打水漂”,继续承担着金太阳公司的维权风险,而且同意限股、放权,“革自己的命”。他们同意这样做没有高深的理由,就因为他们相信我这个人的“德”,相信大时代公司的投资已经取得了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和高涨的“社会效益”。相比某些上市公司依仗权势,用“空手套白狼”和违法的手段,疯狂掠夺人民群众巨额财富的做派,大时代公司勇于“赴汤蹈火”的精神,在当前社会公平正义严重缺失的状态下弥足珍贵。
    今天,虽然我们离维权胜利还有最后的“冲刺”,但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十分了不起的成就,那就是围绕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利益这个中心,在依法调整公司股权结构、创立长效机制等方面,为中国证券市场做出了表率,也是实现我国基层民主的一种积极形式。具体表现在:七千投资民众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被侵权时的36%上升到78%,依法取得绝对控股权;“散户”以选举代表的方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直接参加公司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对单一股东持股比例限制在16%以下,从制度上解决了“一股独大”、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滥用职权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世界性难题。
    我国股市由于不是从市场自发产生,而是依行政权设立,至今还是一个“圈钱市”,上市公司根本不注重回报股东,中小投资者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事件屡见不鲜。近年,中国证监会曾设想通过成立代持股公司,替中小投资者维权;连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虽然有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提出由中小股东购买表决票的理论构想(简称QVB制度),都难以在现实中实施。根本原因,就是公司内部的实际控制人,不肯也没有法律规定使其通过“革自己的命”,从公司内部放权和建立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制度。这也是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改革的一大难题和攻坚目标。而我们却通过公司内部的实际控制人主动“革自己的命”,使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治理结构及其现代公司制度成为现实。
    我的“微观梦”, 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在2012年度公司股东大会上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表述、探讨和承诺。“重头戏”是:
    在金太阳公司“后维权时代”的10年左右,实现公司经济增长、股东收益增长两个“翻六番”。配套措施有:一是确保将公司每年净利润的30%以上用于股东权益分配,并使之制度化。二是维权胜利后,创造条件向全体股东派发永久性优先股,使公司创立20年来的投资民众,无论公司今后如何分拆上市,都能够得到永久性股东股权及其收益权的“根”。例如,美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能够得到长期投资回报,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获得效益型上市公司的优先股。三是公司对分拆上市的主体,将根据证券市场改革的新环境、新情况,依法创新公司股份分配制度和鼓励价值投资的新方式,使公司股价能够长期保持持续高位优势。例如,美国著名股票投资家巴菲特的公司,现在其每股价格可以买一栋别墅。总之,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投资民众利益的最大化、长期化,实现人民群众从温饱走向共同富裕。这也是人民群众投资办企业的主旨。只有人民群众共同致富,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道路。
    树立百亿经济规模、百年发展历程的“双百”优势企业奋斗目标。抓住我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历史机遇,科学制定和实施公司《三年复兴计划》和《十年全面振兴规划》,以房地产业为基础,高端制造业为主导,以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为载体,向现代服务业、城镇化建设领域延伸,实行多元化发展,打造优势上市公司和企业集团。以湖南为例,工业化由“重化工”起步(湘潭、株洲的城市化就是由此而来),改革开放后进行了“轻工业”补课,现在已经进入以机械、电子产业打头的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具备转向“新经济”发展阶段的条件。依靠资源环境付出代价和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关键是必须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大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改变核心技术和定价权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落后状况,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我们金太阳公司乃至吸收合并后的新股份公司,理所当然要为湖南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股份制民营经济,“杀开一条血路”。
    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具备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20年形成的存量资产。根据律师团取证和专家评估的初步结论,公司合法资产规模达10亿以上。例如,公司购买的湘潭建设路口地段60亩土地,已由1993年的每亩7万上升到每亩1800万,加上房产增值、省外房地产项目等物质技术基础,公司制定和实施《三年复兴计划》和《十年全面振兴规划》,绝不是“空中楼阁”。在公司发展的外部环境上,今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在一次面向中央和各省行政机关干部的讲话中强调,中央政府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便更好地释放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这包括让民营经济通过竞争在投资和定价中发挥更大作用。
    继续改革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下一步,公司将借鉴美国证券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经验,对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限制,逐步由现在的16%下调到5%以下。至于“散户”以代表选举方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的制度,必须通过股东大会表决权,将全体股东特别是“散户”的权利主张,以法定程序转变为公司意志,培育起使公司永远无法发生大股东掏空公司财富的制度土壤。此外,公司将实行董事会信托责任制度,建立起公司信托财产管理、分配的权利义务关系,制约管理者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等侵权或职务犯罪行为,使管理公司财产及其收益的权力使用者,必须承担相应的信托法律责任,并在因管理者的失职发生公司经济损失时,能够得到相应的财产理赔保障。
    可以预期的时间,公司将创造条件建立公司内部股东股权协议转让报价、鉴证电子商务系统,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接,使人民群众的投资权益,通过多层次市场的高效交易系统,实现股票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
    董事会关于披露吸收合并湘潭其它10余家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信息的议案,股东大会以近99%的高票审议通过,充分说明绝大多数老百姓具有“海纳百川”、为更多投资民众谋福祉、为国家解疑难的胸怀。在公司目前工作重点还没有转向外部并购、包容性发展的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相关非上市公众公司投资民众,积极参加吸收合并的股权登记程序。如果我们解决了湘潭这10余家公司、涉及6万老百姓利益的历史遗留问题,全省36家非上市公众公司历史遗留问题,就解决了很大一块,并探索和积累起成功经验,将推动全省盘活募集型股权存量,实现公平正义,化解社会风险,也使我的“微观梦”能够真正成为我们共同的梦。
    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行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论述以来,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意涵深刻的词汇。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尽管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必须从维护人民群众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具体历史事件,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开始。现在,我们七千民众所需要的,是一个海纳百川,囊括全体投资民众利益的主流共识,一个实实在在能把绝大多数人凝聚起来,客观公正、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走向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因此,请大家记住一个真理:“自己的权利从来都是靠自己去争取而来的,不要指望有人会施舍给予你。”这就是我为什么发公开信,与大家进行交流和呐喊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时间已经过半,我们最后一步怎么走?看似复杂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依据法制原则,让法庭来厘清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权属真相。重要前提必须是将干预司法、渎职侵权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人民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程序和实体,真正置于公平正义的阳光之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真正做到这一点,除了我们要有坚定的勇气,还得有充分的智慧。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民主和法治不断向前发展,人民依法享有各种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人民群众对反腐寄望很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判断和指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复杂。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碰硬,善于发现问题,发挥震慑力,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要老虎、苍蝇一起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围绕利益诉求进入司法救济程序这个中心,切实推动和完成两项重大举措:
    一是通过媒体渠道传播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倒逼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渎职侵权事件的依法依纪解决。实践证明,涉及面广、特别是涉及官场“潜规则”的大事件,往往必须通过媒体舆论置于阳光下,才能够得以真正解决。因此,继续得到新闻媒体的支持和监督,决定我们的成败。董事会通过前段精细化的工作,已经形成新闻媒体深度、连续进行报道、评论的可行性方案,并决定设立新闻媒体监督专项资金。我衷心期盼有180名社会公众股东,平均每人认购2000股公司定向增发股票,确保媒体监督专项资金的及时启动,如期实现全国新闻媒体承续性效应,以期引起更高层面的重视和进入监督程序,加快公司维权胜利的进程,也不会搅起现实生活的大波浪。
    二是结合下半年党内将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滥用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事实上,我们弱势群体的维权已经以理性方式和法制程序折腾了七年之久,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老百姓不会一直忍耐。湘潭官方的危机处理方式是能捂就捂,能瞒就瞒,能压就压,而不注重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对危机进行修复、对人民群众利益进行维护,更缺乏制度层面的纠偏纠错与自我更新。因此,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大门长期紧闭,渎职侵权的恶性后果都无法引起上级领导和监督机制介入和干预时,弱势群体被逼无奈之下的绝望选择,就是采取“大动静”的维权方式,有效推动敞开法制大门,赋予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破解人民群众维权的艰难困境,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
    梦想要靠不懈的努力和追求才能实现。我们就从七千民众捍卫湘潭国际金融大厦合法权益开始吧。多年来,伟人故里的广大民众呼吁要与渎职侵权利益集团“正面交锋”,现在是时候了——如果不能够在法庭,那么总要有一个让老百姓讲理的地方!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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